空空如也：一晃而过

20世纪中国的政治革命，归根结底是一场围绕偶像展开的革命。这一妙不可言的革命真谛，被两位陈姓电影高人参悟出来，从而炮制出了史无前例的悲情贺岁片——《十月围城》。

电影开始于张学友同志的猝然中弹。那个正激情澎湃地向周围的学生宣扬着民主为何的斯文先生，被一颗冰冷的子弹击穿了额头。歌神的出镜和离镜，只是短短几十秒的瞬间，让尚未入戏的观众为之扼腕。大家还没弄清率先亮相的革命党人杨衢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学友大哥就给活活地弄死了。天王大腕 “一出场，就是死”的莫名结局，惨烈地唱出了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的残酷气息。血腥的味道随之漫出了银幕，正告黑暗中不明就里的观众：革命绝不是浪漫主义的恢宏壮阔，而是鲜血淋漓的恐怖和残忍。

饕餮，宛如一個鬼魅的幽靈，飄蕩在中國文化的上空。它穿越了千年的時空隧道，直到今天，搖身變成了高貴、美豔的生活風尚，在消費主義的風口浪尖上傲然屹立。

這頭來自遠古神話的殘暴怪獸，是現下文化修辭中不可或缺的審美表徵，人們賦予它美學的內涵，並用來描述一種精緻的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不僅是生活方式，就連文化本身，在當代中國也已經變成了感官至上的消費大餐。美國漢學家馮珠娣就把中國建立在感官愉悅基礎上的這股文化潮流，比作了一場“饕餮”的欲望盛宴。她以飲食和性生...

20世纪60年代以来，言说身体似乎已经成了女人的霸权。她们优雅地将自己柔媚的躯体化作对抗的武器，对男性的世界猛烈地开火，其结果就是分得了西方主流话语的一杯羹，成为这个成熟话语体系中的一块最大的理论补丁。

可以说，女权主义的一系列运动和宣言，构成了当代最夺人眼球的文化解放事件。人类的一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独立言说方式：用身体对抗思想，用下半身抵御上半身，以此来挑战男性话语霸权。自拉康以降，身体研究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女人的专利。她们在这块阵地上孜孜不倦地耕耘，喋喋不休地争论，在语言的范畴内将身体的主题发挥到了极致。这是西方女人的集体成就，她们用身体叙事，用身体言语，用身体思维，形成了自我独特的文化逻辑。这种赤裸的“身体主义”依然一个角度泾渭分明地划分了两性的界线，只不过这次是让女性占领了主要地位而已。

女权运动和身体理论的热火最终蔓向了第三世界。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当第三世界的女性研究者把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身体解放”奉为行动的圣经的时候，那些欧美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却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西方世界以外，并试图在非西方的文明中获得新的灵感源泉和学理的超越。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遂成为这股潮流中重要的一支波涛汹涌的支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些中国之外的别样视点，让我们对自己民族问题的思考获得了全新的启迪。

在我看来，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号》这个文本中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打碎长期以来凝固在时间观念上的沉重环链。他要把《追忆似水年华》从现代主义的连绵的泥沼中拯救出来，重新纳入后现代层叠错落的视角中。也许，当德勒兹书写完成的时候，普鲁斯特便已经不再是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的能指将从普鲁斯特本人游弋到德勒兹的哲学体系中。

长久以来，自《追忆》诞生的那天起，普鲁斯特与柏格森之间就被一道强而有力的关联符联系在了一起。人们普遍认为，...

人类的文明一直都在游走与定居之间徘徊。游走的人在风雨中前行，从一地到另一地，磨砺着自己的肉体和意志，在流动的场域中写下文明的踪迹；定居的人却把文明凝固在一个永恒的空间中，搭建起坚实的掩体卫护自身脆弱的躯壳。而建筑，就是定居的人类创造出的坚固掩体，以人造的界线从天地无限中分隔出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守卫住人的弱小的血肉之躯。自从有了建筑，人类的生活开始变得安定、精致、美好。定居的漂亮景象吸引着几乎所有的地球人，而建筑的样式也在形态各异的变迁之中走过了上万年的风雨岁月，它正越来越坚挺而庞大，像一件件结构精巧的工艺品，展览在城市上升的空间中。

那些在游走的人，也没有不被定居的生活吸引的。固定居所的安定始终像一块巨大磁石，即使是流荡了永久的人群，也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把自己的家安在某个确定的空间中，过上定居的生活。于是，我们会惊讶地在蒙古草原上寻找到游牧先民留下的定居痕迹，也许是一段城墙，也许是一处房基，也许是一群遗址。在走着的人，终会找到一个地方停下休歇。

如果说游牧的少数民族是中国北方曾经最活跃的游走人群的话，那么在南方，客家人则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游民集团。他们是深受强悍游牧民滋扰而被迫向南方逃逸的古老的中原汉人的后裔。所谓客家人，就是相对拥有主权的本土的“主人”而言的。曾经也是定居者的中原汉人辗转到了南方，却沦落为借地暂居的“客人”，这种历史身份的模糊注定了客家人将永远介乎流浪与安定之间，在流动与凝固的边缘寻找自己的位置。

当我们翻开地图册，在固定的地点以及串联起它们的线迹之间，可以看到，客家的历史就是一段逃逸与定居交杂的历史。千百年来，客家人从没有停止过他们游走的步伐，他们总是游走一段然后寻找一个定居的点，又在定居的过程中生出新的走上旅途的人群，去找寻下一处据点。在近代，客家人甚至把他们的行走轨迹铺展到了海外。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出客家人的迁徙定居轨迹，会发现这是呈射线状四散流溢出的脉络，结构清晰，踪迹可循，就像客家人的谱牒一样，能够在既定的历史空间中找寻到自身的准确定位。

那些曾给予过客家人短暂安定的凝固的点，如今正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南方山岭围抱的盆地和坡丘之间，沉默地坚守在文明的边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