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大闹天宫》有机会走出国门，出访欧洲的时候，片中充溢的中国元素在当时强烈震击了西语世界的观众：中国的神话传奇、水墨的绘图技法、京剧的伴奏曲调、武术的舞美场景……。这些来自东方的他者情调，戴着陌异化的神秘面具，激活了西方人的诗意想象。他们把“孙悟空”当作了中国反叛者的符号象征，一如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

万籁鸣画笔下的孙悟空，的确似有若无地闪耀着普罗米修斯的华光；但普罗米修斯不仅是一个反叛的异端，更是人类世界的救赎者。而六零年代红色叙事中的孙悟空，却并没有成为救星。在他的身上，导演更蓄意凸显的只是叛逆者的高贵气质。《大闹天宫》以孙悟空为主角，谱写出的是充满激情的反权威进行曲，以此热烈回应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风尚。

电影开始于张学友同志的猝然中弹。那个正激情澎湃地向周围的学生宣扬着民主为何的斯文先生，被一颗冰冷的子弹击穿了额头。歌神的出镜和离镜，只是短短几十秒的瞬间，让尚未入戏的观众为之扼腕。大家还没弄清率先亮相的革命党人杨衢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学友大哥就给活活地弄死了。天王大腕 “一出场，就是死”的莫名结局，惨烈地唱出了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的残酷气息。血腥的味道随之漫出了银幕，正告黑暗中不明就里的观众：革命绝不是浪漫主义的恢宏壮阔，而是鲜血淋漓的恐怖和残忍。

1.    

社交派对无疑是《毕业生》叙事体系中最重要的空间符号，它意蕴明晰丰富，为观众（尤其是西方的电影观众）熟悉，因此导演有意强化了“派对”的视觉印象：依靠内容相似的派对场面的一再出现，电影（至少是前半部分）的叙事得以顺畅无阻。

可以说，女权主义的一系列运动和宣言，构成了当代最夺人眼球的文化解放事件。人类的一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独立言说方式：用身体对抗思想，用下半身抵御上半身，以此来挑战男性话语霸权。自拉康以降，身体研究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女人的专利。她们在这块阵地上孜孜不倦地耕耘，喋喋不休地争论，在语言的范畴内将身体的主题发挥到了极致。这是西方女人的集体成就，她们用身体叙事，用身体言语，用身体思维，形成了自我独特的文化逻辑。这种赤裸的“身体主义”依然一个角度泾渭分明地划分了两性的界线，只不过这次是让女性占领了主要地位而已。

女权运动和身体理论的热火最终蔓向了第三世界。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当第三世界的女性研究者把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身体解放”奉为行动的圣经的时候，那些欧美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却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西方世界以外，并试图在非西方的文明中获得新的灵感源泉和学理的超越。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遂成为这股潮流中重要的一支波涛汹涌的支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些中国之外的别样视点，让我们对自己民族问题的思考获得了全新的启迪。